4pxexpress
文化>>
我國古代鄉約文化與社會教化
發佈時間:2020-11-06 09:00 星期五
來源:學習時報

沈小勇

廣袤的鄉間社會如何進行整合和秩序建構,一直是中國傳統社會的重要議題。在中國歷史上,鄉約作為約束鄉村居民日常行為規範的“契約性”約定,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整合了廣大民眾的道德認知,具有獨特的社會教化功能和社會整合功能,特別是通過各種處世規範與道德要求等影響着人們的價值觀認知和內在精神生活的轉變。鄉約原意主要是指在鄉村社會為了端正民風、敦風化俗、安定社會秩序而自發訂立的鄉規民約,不過後來鄉約逐步發展成為一種以教化為目的的基層社會的組織形式,並與保甲、社學、社倉等形式結合,實現了對鄉村社會的教化與有效管理。

鄉人相約 教人善俗

根據現有資料考察,鄉約濫觴於北宋的呂大鈞,以《呂氏鄉約》為後世遵奉的依據。《呂氏鄉約》的主旨精神從一開始就堅持“來者亦不拒,去者亦不追”的立約原則,建立了以儒家倫理精神為核心並倡導鄉村自我約束管理的道德教化體系。組織上,每約有“約正一人或二人,眾推正直不阿者為之。專主平決賞罰當否”。在《呂氏鄉約》中,專門提出了“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四大綱目,勾畫了儒家式的美好道德鄉村。如“德業相勸”中提到“德”,強調要“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要“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要“能救患難,能規過失,能為人謀,能為眾集事”等;在“過失相規”中,專門強調過失分為“犯義之過”“犯約之過”和“不修之過”;在“禮俗相交”中,專門強調了婚姻喪葬祭祀之禮,明確了慶弔、遺物和助事等禮俗之交;在“患難相恤”中,提及七大患難之事,即水火、盜賊、疾病、死喪、孤弱、誣枉、貧乏,都作了詳細的救恤説明。《呂氏鄉約》不僅在道德規範上有所倡導,也明確了道德懲罰的內容,如“犯義之過,其罰五百(輕者或損至四百三百)。不修之過及犯約之過,其罰一百(重者或增至四百三百)。犯輕過,規之而聽及能自舉者,止書於籍,皆免罰,若再犯者不免”。

正如呂大鈞所言:“鄉人相約,勉為小善。”不難看出,鄉約中這些具體的道德規範和要求無不倡導修身齊家、孝悌忠信,無不標舉禮義廉恥、美化風俗,通過鄉約的規範旨在勸人向善,從而達到改善社會風氣的目的。呂大鈞的思想特別受到了古禮的影響,鄉約的原則與《周禮》十二教的教化精神一致,還繼承了《禮記》的鄉飲酒禮。後世的鄉約,基本上都突出了相互禮讓的儀式,倡導里仁之美。《呂氏鄉約》被視為鄉約的鼻祖,融合鄉約與鄉禮,主張鄉人自治和勸人向善,追求美好的道德願望,這些都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

鄉約在宋以後頗受到社會的關注和推崇,如朱熹就重新發掘了鄉約的教化意義,還對《呂氏鄉約》作了必要的“增損”,闡揚了鄉約的核心精神、組織制度等,使鄉約無論作為規約還是組織都更為明晰。朱熹認為,修鄉約並不是為了單純的學術研究,而是要號召人們在鄉村真正實行,是為了“彼此交警”和“教人善俗”,朱熹在修訂中重點對“禮俗相交”部分作了增補,根據長幼尊卑的順序,列舉了造請拜揖、請召送迎、慶弔贈遺等諸多禮節,各項禮儀的規定都非常具體詳實。可以看出,朱熹更加重視鄉約的道德感化和禮儀條規作用,這也就強化了鄉約對社會風俗影響的功能。

鄉約化民 保甲安民

到了明代,鄉約的社會教化功能愈發受到重視,明代的鄉約吸收了《呂氏鄉約》的思想,同時非常注重宣講教化活動。各地也紛紛以《呂氏鄉約》為藍本,進行宣講活動。明太祖就非常重視鄉村社會教化,令行鄉約,還有所謂“洪武六諭”的行世,即“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這也成了明代教化的主要內容。明代的地方官也竭力提倡鄉約,並使鄉約逐步發展為一套較為完善的管理體系,成為揚善糾惡、教化人心、管理社會的組織機構。

明代不少名臣大儒都竭力推行鄉約,如方孝孺、王陽明、呂坤、陸世儀等都作出了很大貢獻。王陽明制定和實踐的《南贛鄉約》就是明代鄉約教化的典範之作。《南贛鄉約》也稱《陽明先生鄉約法》,內容包括諭民文告和具體規條。規條共十六條,包括了約內人員和彰善糾過簿冊的設置、約眾會飲的開支、糾過彰善的方式以及鄉約所遇疑難雜事的處理等,鄉約也規定了禁止的事項,如陰通賊情、販賣牛馬和下鄉要索等。《南贛鄉約》中所強調的重點仍然是儒家倫理規範,所謂要達成“良善之民”,形成“仁厚之俗”的社會風氣。正如王陽明在鄉約中所言:“故今特為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不過,與《呂氏鄉約》自下而上和鄉人自治性質不同,《南贛鄉約》更強調自上而下,體現了官治的傳統,特別是與保甲法的結合更突出了官方主導下的鄉村整體建制,鄉約的組織也更加完整,鄉約機構成為政府督促的鄉村組織,以此維持鄉村的公正。《南贛鄉約》的推行,對當時南贛地區的社會風氣和治安維護等起到了積極的影響作用。

傳統的鄉約制度真正融合鄉約與保甲,使得兩者合二為一的則自呂坤開始。呂坤推行的《鄉甲法》既繼承了鄉約制度的道德教化一面,又加入了保甲制度的組織力量,具有“教民”和“治民”兩種功用,用鄉約勸善懲惡,用保甲緝奸弭盜,正如呂坤所言:“約主勸善,以化導為先。保主懲惡,以究詰為重。”呂坤的鄉甲約在鄉治制度上是一個創新,不僅體現在對鄉約領袖的培訓,更體現在構建了鄉約和保甲合一的嚴密鄉治組織。約內之民眾按照十甲四鄰的辦法組織起來,十家為一甲,十甲為一約,每甲有甲長。五家為一組,由本家加上前後左右四家為四鄰。這種劃分並不固定,而是相對的。十甲四鄰的作用就在於互相勸化,如出現惡行就告知甲長、約正等,所謂一家有罪,九十九家都有干係,這也使得奸盜無處藏身,鄉村美德能夠得到弘揚。呂坤的鄉甲約對後世鄉約的推行也產生了廣泛影響,如清朝名臣張伯行等人就繼承和發揚了呂坤的辦法,寓鄉約於保甲,大力倡導鄉約保甲互相助益,以鄉約化民,以保甲安民。

鄉約為綱 治鄉三約

鄉約文化本以道德感召和行為勸誡為要旨,旨在揚善和懲惡。但隨着鄉約文化的推行,鄉約制度越來越多地承擔了基層社會治理和百姓實際生活的諸多具體問題,從婚喪嫁娶、日常來往、地方治安到經濟安民、教育感化等,都離不開鄉約的全面推行。自宋推行鄉約以來,保甲、書院、社倉等也陸續建設,明代的保甲、社學和社倉更是普遍,保甲以維護鄉村秩序穩定為要,社學則重在教育未成年子弟,社倉側重於鄉間救濟。王陽明在推行鄉約實踐中,不僅重視發揮保甲在地方治安的作用,同時也大辦社學,培育教育年輕子弟。但當時保甲、社學與鄉約三者還是獨自發揮作用,並沒有形成體系。到明代黃佐推行泰泉鄉約才開始有意識地將保甲、社學、社倉和鄉約一併推行。

明代章潢結合前人鄉約推行經驗,他專門論述了保甲、鄉約、社倉和社學四者的作用,主張這四個辦法要並用,發揮各自的作用。在他看來,保甲使人不敢妄為,鄉約使人勸以為善,社倉能夠厚民生,社學能夠振民德,這四者要綜合運用起來。他甚至還建議在鄉里可以選取一個地方建鄉約亭,兩旁建社倉和社學,這樣不僅容易管理,還能方便本地的鄉民。章潢在鄉約制度中還編列了這四者的具體做法,可以説考慮得面面俱到,他的鄉約思想對後世也產生了很大影響。

在明清鄉約文化推行中,傳統的鄉治理論也日益成熟完備,鄉約和保甲、社學、社倉之間逐步形成成熟理論體系。明末清初江南大儒陸世儀重視鄉約教化,他崇尚“三代之治”,認為傳統鄉約制度對鄉約、保甲、社學和社倉這四者的關係還不清晰,意義還不明瞭,因而不能達到理想的“三代之治”。他的《治鄉三約》系統總結和理清了四者關係,典型地體現了傳統鄉治理論的體系化成果。陸世儀認為,這四者的關係應是“鄉約為綱為虛,社學保甲社倉為目為實”,應該是“約一鄉之眾,而相與共趨於社學、共趨於保甲、共趨於社倉”。陸世儀的“治鄉三約”特點鮮明,以鄉約為總精神,以社學的教約、社倉的恤約以及保甲的保約這“三約”為支柱,系統地總結了鄉約推行中諸要素和關係的協同處理。“治鄉三約”可以説是一綱三目、一虛三實,實際上既倡導了鄉村的道德倫理精神,又旨在解決好鄉村學習教育、鄉村經濟合作和鄉村安全自衞等三大具體問題,可以説構建了相對完整的鄉治體系。

我國傳統的鄉約從最早由地方士紳發起,到紳士自辦和官倡民辦並行不悖,歷經增損、改良和不斷完善成熟,有力地發揮了鄉村教化、社會救助、治安維穩、文化傳承等社會作用,在歷史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責任編輯:劉策
8348347
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