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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輿情反轉現象研究
發佈時間:2020-09-28 16:14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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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後真相時代”的到來,使得反轉新聞成為網絡常態,引起多個學科領域的注意。在新聞傳播學領域,新聞反轉事件是指媒體最初報道的新聞向相反方向轉變,隨着報道不斷深入,事件真相被更加客觀全面地呈現,受眾的立場急劇逆轉,輿論表現與之前截然相反的新聞現象。新聞反轉包括兩個層次,一個是新聞事實層面的反轉,一個是輿論態度層面的逆轉。輿論反轉也就是輿情反轉,即主流輿論或多數意見向相反方向的傾斜,使得輿情表達最終發生逆轉。近段時間以來,多起反轉事件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在政法領域,一些事件在爆發初期就明確指向政法機關,引發公信危機。儘管權威調查很快還原事件真相,但反轉事件嚴重消耗社會善意,攪亂正常討論秩序,不僅造成社會輿論撕裂,還導致羣體極化現象加劇,影響網絡輿論生態健康發展,需要進一步引起警惕和重視。法制網輿情監測中心通過梳理近3個月發生在政法領域的10起熱門反轉輿情,分析其成因與特徵,並提出應對建議,為各地政法機關了解和掌握網絡輿論生態提供參考。

 

輿情綜述

 

法制網輿情監測中心通過案例梳理髮現,反轉輿情事件具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擊中社會痛點問題、涉及公權力部門等,這些因素既是輿情能夠發酵的動因,也是刺激輿情反轉的關鍵。一旦官方介入調查或者輿論循着疑點深挖,事實真相得以澄清,輿論自然發生逆轉。

 

1. 反轉輿情發酵與社會情緒累積有關

大量輿情案例表明,情感表達和宣泄是網絡輿情爆發的核心因素,換句話説,反轉輿情能夠發酵,與輿論場中某種集體情緒累積有關,當一個符合特徵的事件發生後,輿論情緒就找到了突破和宣泄口。這些情緒包括對社會現象的偏見、對社會羣體的刻板印象以及對社會問題的憂慮等,經過信息發佈者或者傳播者渲染、放大,激起公眾的同情心和正義感,使得個體事件迅速發酵成為激烈的網絡輿情。

在樣本中能夠找到不少這類案例。如網傳“滴滴司機性侵直播”事件引發關注的背後,折射出的是公眾對網約車司機犯罪多發的恐慌。山東苟晶被冒名頂替上學事件中,“學霸”“女生”“農村”等一系列標籤串聯起來,戳中農村女生生存困境這一社會現實。相似的還有南京“大學生偷外賣被刑拘”事件,“貧困大學生靠偷外賣餬口”情節引發一眾網民同情,甚至有自媒體將矛盾引向政府部門,質疑教育機構“不作為”、公安機關“亂作為”。更為典型的表現是在譚松韻母親被撞亡一案中,酒駕致人死亡這類案件一直與公眾認知存在較大差距,與受害一方遭受的損失相比,過失因素使得肇事者不會被重判,賠償結果也很少令人滿意,司法機關常常受到輿論指責。尤其是該案衍生出的“公職人員徇私枉法”疑雲,契合了公眾對“縣城江湖”錯綜複雜關係網的想象,因此“連一個有錢有名的明星為自己維權都這麼難,那我們平凡人呢”這類聲音才能喚起多數人的情感共鳴,催生出更多憤怒情緒。

 

2.“信息差”為虛假信息傳播擴散提供空間

移動互聯技術的不斷更新迭代,進一步加快了網絡去中心化的速度,在“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情況下,旁觀者與事實真相之間除了天然的物理間隔,還橫隔着巨大的“信息差”。網絡信息有幾分真、幾分假,哪裏真、哪裏假,除了當事人清楚,公眾和官方機構都需要花費時間和精力去查證。並非所有的反轉事件都是完全編造虛構,那些在部分真實的基礎上摻雜謊言的事件更具有迷惑性。此前作為篩選信息、辨偽求真的傳統媒體,在自媒體崛起和流量衝擊下,其重要性被不斷弱化,“把關人”缺失導致虛假信息氾濫。經驗表明,當輿論場中只有當事一方的陳述或者利益相關方的聲音時,輿論存在很大的被誤導可能。

表格中的反轉案例裏面多數都有一方聲音獨大的情況,例如廣州“教師體罰小學生致吐血”謠言事件由家長在網上發帖控訴,並配發大量“血衣”照片;山東苟晶被冒名頂替事件中,苟晶本人頻繁接受採訪,在社交媒體和短視頻平台“放料”為自己樹立“人設”;重慶羅冠軍“性侵”事件由一篇微博文章《愛你,才要強暴你》引爆輿論場,涉事雙方在網上“打口水仗”,連警方已經介入、法院正在審理等進展都是由涉事者曝出;演員牛萌萌被媒體曝光吸毒事件中,其本人連續兩次發文否認並斥責“假新聞”,還曬出自己直播截圖“證明清白”。作為“當事者”“親歷者”“在場者”,在音視頻、圖片加持下,這些來自現場的畫面和聲音總能輕易吸引網民注意,藉助網絡傳播的迅捷與便利,進而形成巨大的輿論力量,席捲更多網民加入。

 

3. 輿情反轉的兩種路徑

從上面的原因分析切入可以發現,輿情從發酵到反轉一般遵循以下兩條路徑:其一,“輿情發酵—官方介入—澄清事實—輿論反轉”。一旦輿論熱度上揚,事件很快就進入官方機構視線,當官方介入調查還原真相後,該事件很快就會在事實和輿論層面實現反轉。其二,“輿情發酵—網民質疑—網絡自淨—輿論反轉”。有一類事件在曝光初期就引起了部分網民懷疑,經過專業人士考證、權威媒體調查,真相逐漸浮出水面,輿論也隨之反轉。如羅冠軍“性侵”事件和譚松韻母親被撞亡案主要依賴輿論實現反轉,這種輿情反轉是輿論場對虛假新聞的一種正常反應,是網絡自淨功能的具體體現。

還有不少情況下,兩種反轉路徑交替進行,最終由官方調查通報定性定調,形成完整閉環。但有時候輿情並沒有隨着輿論反轉而平息,以澄清後7天內的網絡討論情況來看,仍然有部分案件以較高熱度繼續傳播,衍生出“長尾效應”。

 

輿情解析

 

法制網輿情監測中心研究發現,近期的反轉輿情相較於其他高熱輿情類型,在發酵、擴散方面呈現出新的特徵和趨勢,需要引起有關部門注意。

 

1.僱請網絡水軍炒作熱度

為了增加網絡關注度,一些爆料者打上了“網絡水軍”的主意,通過操縱水軍營造出超高的轉發量,吸引更多網民關注。廣州一家長編造“教師體罰小學生致吐血”事件中,該家長通過操縱網絡水軍轉發,很快撬動微博大V跨圈層的傳播,最終達到“100+”的轉發量。另據網民爆料,該家長還通過一個小號偽裝成另一位受害者家長,曝光涉事老師的手機號碼,並且煽動網民對涉事教師進行網絡暴力。後經警方調查證實,該家長僱請水軍進行網絡炒作,以達到開除老師、索要賠償等目的,目前因涉嫌尋釁滋事被刑拘。在羅冠軍“性侵”事件中,有網民發現涉事雙方都存在買水軍互黑煽動網絡情緒的嫌疑,尤其是“受害者”梁穎還自曝花費近十餘萬購買水軍炒作話題熱度。網絡水軍帶來的網絡暴力、造謠傳謠、輿論斷案等問題,對正常網絡秩序和社會生活造成衝擊,如譚松韻母親被撞亡案公訴人被指“業務能力差”“偏袒被告人”而遭到網民投訴和人肉,亟需納入網絡治理範疇。

 

2.自媒體帶偏輿情焦點

一條以維權為訴求的網絡信息如何掀起輿情風浪?自媒體在其中發揮着重要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帶動熱度,這在數據上有着比較直觀的體現。譚松韻母親被撞亡案庭審當晚,@譚松韻後援團”就整理出了一份庭審總結,提出“證據缺失”“原告律師多次被打斷”等疑點,轉發量當天逼近20萬人次。梁穎的微博長文在“@上網害人”“@重慶文娛資訊”“@作家陳嵐”等大V的推波助瀾下,不到短短一天就獲得了近44萬轉發量。大量轉發微博以情感宣泄為主,導致信息傳播更加碎片化、情緒化。二是惡意營銷,煽動情緒。南京男子偷外賣被刑拘事件中,部分營銷號自媒體拋出“大學生偷飯是全社會的恥辱”等荒謬説法,將此事歪曲放大為社會問題、制度問題;譚松韻母親被撞亡案庭審後,有自媒體發文揣測譚松韻“沒有打點小地方的公檢法”“沒能放下架子陪老男人們喝頓大酒説幾個黃段子”,還有人大呼“明星維權尚且如此艱難,草民更沒活路”。這類聲音搶奪網民關注,使得公眾討論焦點偏離個案本身,不利於輿情各方主體之間的良性互動,甚至還會發酵成針對政法機關的輿論攻擊。

 

3.“意見領袖”作用被弱化

“後真相時代”,算法推薦和“信息繭房”效應加劇了虛假信息的泛濫,使得人們傾向於相信首先接觸到的信息,並且有意或無意地帶入情感偏向,因此輿論對真實信息的接受程度就決定了輿情最終走向。相較於自媒體在輿情發酵中起到的推力,“意見領袖”在輿情反轉階段被弱化了很多。如廣州家長造謠教師體罰學生事件發酵初期,很多有醫學背景的科普博主就表示過質疑,如認為哮喘不會導致吐血、衣服上血跡顏色“過於鮮豔”、病歷處方等證據不足以支撐家長説法等,但這些理性質疑卻未得到重視,甚至有不少人被憤怒裹挾的網民痛罵到“封口”。譚松韻母親被撞亡案從庭審開始到結束,大量轉發過萬的微博在網上沸沸揚揚,自媒體博主“@冬亞”整理了整個近十小時的庭審視頻,用庭審實錄反駁了網傳的諸多疑點,但該微博的轉發量最高不到7萬,不足“@譚松韻後援團”微博的三分之一,其本人也遭到大量網民攻擊。這意味着,即便是輿論出現了反轉,要想扭轉多數人的偏見與誤解,還需要更多部門或機構發聲,才能形成更強大的引導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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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閲讀請參見《政法輿情》2020年第30期)


法制網輿情監測中心 彭曉月


責任編輯: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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